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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线”上的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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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线”上的思考
——我国当前教育现状透析
文/秦人
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我国两千多年前 “有教无类” 的思想，就蕴涵教育公平的深意。如果教育的结果不能追求社会公平，反而扩大了社会差距，那岂不是又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作者手记

2001年，山东青岛三名刚参加完高考的小女生创造了一个“壮举”——她们联名状告教育部，称教育部制定招生计划，使得各地录取分数不一，造成全国不同地域考生在录取时不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公民应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
告状的结果不了了之，但由此引起了国人对“教育不公”的关注。
近年来，我国虽然不断加大了教育的投入，并且积极向农村和西部地区倾斜，但教育领域内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现象仍然没有根除，广大学生家长和人大代表对此一直反映强烈。在今年两会期间，两会代表更是把解决教育不公问题称之为 “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有30多个议案900多名人大代表围绕教育这个话题建言献策，呼吁采取 “突破性行动”,教育成为代表们最为关注的焦点。的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教育不公已“凸显”为全社会高度重视的问题。
其实，我国两千多年前 “有教无类” 的思想，就已蕴涵了教育公平的深意，可在人类社会进入了21世纪的时候，我们却还在讨论这个最基本的话题，这实在是一种悲哀！人大代表任玉岭在两会期间坦言，“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是要看到问题的客观存在。对目前而言，承认问题的存在，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斯言有理。让我们来看看教育的这条“起跑线”到底是怎样凹凸不平的吧。

严重失衡的城乡教育投入
   加大国家财政对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投入，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可遗憾的是目前我国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不但不足而且极不平衡。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要求到世纪末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可直到2003年才占到3.41%，而且投入农村的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有报告显示，2002年全国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可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23%投入，这加剧了城乡教育的不平衡。与城乡差别对应的是东西部地区差别，据统计，目前东、西部人均基础教育经费差距已经达到近10倍，小学生人均经费是3000比300元，初中生人均经费是4100多元比500元。城乡教育投入严重失衡，应该是最严重的教育不公。
不久前，香港凤凰卫视策划了期关于教育的辩论，主持人读了一卦来自内蒙古偏僻山区一个初一学生的来信：“我家是赤峰地区的粮农，我们这很穷，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我只知道我能读完初中就不错了，根本不奢求什么教学环境……”
记者在广西西部一些边远山区看到，三五间由木板和茅草搭成的房子就是一所小学，老师的讲台和课桌都是村里人自己用木板钉成的，一块十五公分宽的木板搭在两摞砖头上就是学生的板凳。黑板倒还是正规的木黑板，只是由于使用的时间过长上面的黑漆掉了很多显得斑驳不堪，教室里除此以外再无一物，所以门上都没有上锁。尽管如此，学生们却都学得很认真，生活得很开心，只要看见有小车经过，不管在干什么他们都会停下来立正敬礼。他们告诉记者，说老师告诉他们开小车的都是城里人，有了城里人的资助他们才能读上书，所以他们对城里人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而城市里的小学，绝大多数小学不但教室窗明几净，而且每个教室都有电视，上电脑课时更是人手一部电脑，教学条件完全是天壤之别！
国家教育投入不均，造成各种教育资源人为地向城市倾斜，在城市中又向重点学校倾斜，这种倾斜在越是级别高的城市越明显。由此导致最好的设施、教师、管理等公共教育资源向少数学校流动和集中。而“同一蓝天下”的县城、农村得到国家教育投资少得可怜。
对此现象，一位人大指出，农村学校无论在财政投入的比例、办学条件、教师待遇、师资水平、师生比例都远远低于城市，农村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经费比城市少60%至80%。我国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方都在农村，文盲人口也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的文盲率是城市的2倍以上。
其实就算是在城市内，各学校教育资源配置也失衡。全国100个富县和100个穷县相比较，2001年财政收入相差17.4倍，这种情况下，分属于富县和穷县的中小学，其公用经费相差十分悬殊。小学公用经费最高的省市同最低的省市相差50倍，初中公用经费相差92倍。
此外，大学分布不均衡也是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一大表现。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几乎占据了80%以上高校资源，当一些争当国内一流或世界一流的高校，为动辄数十亿元的投入感慨太少的同时，许多内地省份的中小学还在为老师的工资犯愁。从经费拨款上看，国家对进入“211”工程的大学重点投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极易造成普通大学高素质人才的流动，反而造成新的不公。相应的，投入的不公必然带来大学综合质量的差别拉大。
   广西社科院一研究专家认为,这种在教育上投入不均衡问题事实上是在很多行业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这是国家在追求发展速度的目标进程中的软肋。城乡教育的失衡由来已久，要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也并非一日之功。目前要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应该是教育改革的一项系统工程。这首当其冲就是要有政策、决策甚至法制的作出保证，即在调衡教育投入初期，应该有科学政策和健全的法制先行，为调衡城乡教育差距的工程的推进保驾护航。
变幻莫测的录取分数线
高考实行全国统考但又不统一录取分数线，不同地域还实行不同的录取比例，被认为是最引人关注的教育不公之一。为什么各地的录取分数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据了解，除了各地教育水平的差异外，各地录取名额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拿广西而言，广西有人口4800万，北京人口只有1100多万，但北京一些重点高校对北京考生录取的指标却是广西的六、七倍甚至更多。从各学校每年的招生比例来看，北京、上海等地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北京的高考录取率接近100%，北大、清华等学校可以在北京招收一些分数低于落后地区学生几十分、甚至上百分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从上高中的那天起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等待着那张必然会到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而广西、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考生则从上高中的那天起就必须背上沉重的高考包袱，因为他们的高考录取率远远低于北京和上海，他们考大学难，考重点大学更难！
几年前，南宁二中的钟同学以近880分（总分900分）的高分考入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然而，他的同班同学一位北京籍的考生仅考了780多分，这样的分数在广西顶多只能勉强上个普通本科！这位南宁理科高考状元当初那种考上全国最高学府的兴奋劲顿时消失殆尽。他遗憾地说：“要是以这样的分数，我好几个高中的同学都可以上清华了，更别说整个广西的考生了！”
广西师范学院一位来自西部山区的考生无可奈何地说：“我们那里很穷，受教育的机会绝对比那些分数线低得多的地方少，可我们的录取线却高出那么多！要在省外一些地方，我这分数已上重点线了，看来我是生错了地方……”
其实就算是在广西区内，录取分数也有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异。广西革命老区百色市某县一位初中毕业后没能考上中专的学生困惑地说：“广西一些大城市的中专录取分数线是530分，可我们这是560分，我考了556分还是差4分。我们这里穷，都想考个中专早点出来工作，为家里减轻负担，可我们的录取分数线却比那些教学环境和生活环境都比我们好得多的大城市考生高得多，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城乡之间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分开划线呢？就算是统一分数线也好啊！”
有一种声音认为，一些大城市的学生上大学之所以录取分数线低，是因为那儿的大学多，这些大学的兴建和这些学生的父母捐税是分不开的，它们当然要照顾这些纳税人的子女优先上学，以保障本市学生的受教育机会，这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小城市或者农村的大学相对较少，或者根本没有，他们想读其他城市的大学，分数自然就要高一些。
对于这种说法，广西某高校一位招生负责人指出：“当地自办的高校偏爱本地学生那是无可厚非，但如果是国家教育部所属的高校也刻意这样操作的话，那就有蓄意制造教育不公平的嫌疑了。北大、清华是在北京，但它们完全是国家投入资金，它们属于全中国。所有的考生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录取机会。其实，教育不公很大程度上就源于机会不公。按户籍划定不同的录取分数线，一些低分却‘户口过硬’的考生就能理直气壮地占据有限的录取名额，排挤掉其他高分考生，这显然不利于高等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也显然背弃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南宁市某重点中学的覃老师指出：“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同，反映的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以及社会各阶层在高等教育资源利益下的不公平‘争夺’。而围绕录取分数线这一个能够配置和调控教育资源公共标尺的相关公共政策又人为地失去了公共价值，成为部分人分割高等教育资源的砝码，也成了抹杀公正公平原则的利刃。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录取分数线本身也失去了标尺的价值。
那分数线怎样定才算合理？两会期间，一政协委员谈到这个问题时建议；“全国统一高考分数线，大家同一张卷，同一个分数线，这样就趋向一个公平。”
对于这一说法，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肯定地说：“这不太现实，如果全国采用一个标准，会出现西部很多省份，尤其是新疆、甘肃可能没有一个考生能上大学。所以那样做虽然是公平的，但对各个地区协调发展以及国家的发展不利，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向弱势群体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其实，录取分数线除了具有地区的差别外，另一个差别——阶层差别近年来也愈发凸显。 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对北京某高校2003级429名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进行调查，发现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的子女。总体而言，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父母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比农民阶层子女的平均分低38.8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低35分，比工人阶层低26.2分。
课题组负责人杨东平指出，“这意味着农村学生只有考出更高的分数，才有可能在考试选拔中过关。而其他具有更多政治、经济、社会资本的阶层的子女，可以通过较低的分数和走关系等非正常的手段实现入学。”
                      防不胜防的 “高考移民”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俗语对考生家长同样适用。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和录取率不一，促使那些录取分数线较高地区的学生家长琢磨出个钻空子的“好”办法——在高考前将孩子的户口转到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录取率又相对较高的地方，让孩子在那完成“龙门”一跃。这一现象被形象地称之为“高考移民”。
“高考移民”是中国高等教育中特有的现象，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高考移民”移入的地区基本有三类，一是京、沪等经济水平高而高考录取分数线低的直辖市；二是海南、安徽等经济水平低且高考录取分数线也低的东部省份；三是经济和教育水平低而高考录取分数线更低的西部地区。据估计，我国每年的“高考移民”数以万计。“高考移民”让不少考生尝到了甜头，在江苏、江西、山东等地分数进不了录取线的，到云南、青海、贵州情况就可能大不一样了，不但可能进录取线，甚至还有可能上重点大学，难怪会有那么多考生绞尽脑汁加入“移民”的队伍。
黄某祖籍北京，父亲是北京一家大公司驻广西办事处的负责人，他从小就随父母来到了南宁。在他读高二的时候，他父亲宁愿舍弃在南宁有房有车的优越条件多次要求调回总部当一名普通干部，在黄某高考前夕，他终于如愿随父亲一起回到了北京。黄某在南宁是某重点中学的学生，成绩中等偏上，他那年的高考分数还差几分才上广西的重点线，可在北京却顺顺利利地被清华大学录取了，让昔日的广西同窗们羡慕不已！
去年高考前夕，云南西双版纳查出了100多名来自江西的“移民”考生。按云南省的有关规定，只有本人和父亲或母亲的常住户口都在云南，并在云南省有三年学籍的考生，才能在云南参加高考，可他们都是为了应考几个月前才匆匆赶到的，为符合报名条件，这些江西考生的父母不惜花费5000元至3万元不等的巨资专门找人造了假的户口和学籍。
为了上大学生而“移民”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广西某县的刘某高考屡战屡败，后经人指点投奔上海的亲戚弄了个本地户口，结果一年后“一不小心”就考了个名牌大学！过后他纳闷不已：分数没变多少，怎么到了上海一下就从落榜生变成了名牌大学生了？真是“树挪死、人挪活”啊！
王某是湖南人，第一年高考考上了广西一所师范院校，入学几个月后他觉得不太理想，听说外地一些地方录取分数线低，于是果断退学投奔贵州的亲戚。一年后，他高考的分数基本还是去年的分数，但档案却被北京一所高校早早提走……
“高考移民”的日益增多，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全国各地已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高考移民”运动。
“高考移民又造成了另一种教育上的不公平”，南宁市某中学一位高三年级的班主任说：“每个学校的录取名额都是固定的，这完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移民’来的学生每占一个名额，就意味着当地有一个考生的命运从此被改变了。”
一位来自西部的人大代表认为：“西部省区与东部省市的‘高考移民’问题不同，西部省区‘高考移民’问题还与少数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高考移民’的到来，使少数民族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对减少。如果任由‘高考移民’规模继续膨胀，可能会影响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感情，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
新疆是“高考移民”最多的地方，去年全国清查出2900余名“高考移民”，新疆就占了90%。2004年11月，新疆出台了防止“高考移民”新规定，要求本人及父母在疆有常住户口、且户口迁入新疆的时间不少于两年的考生或高中阶段在疆就读三年(高一至高三)，并且有在疆就读三年的学籍档案和会考成绩的考生，才可在疆报考，否则将被视为“高考移民”。规定还要求各报名组织机构和资格审查小组面向社会层层公布举报电话，设置举报箱，接受社会监督。
广西师范学院一名副教授在谈到各地“对高考移民”这一“堵”、“驱”的行为时认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高考移民”，反而会增加“高考移民”的成本，而且会助长腐败现象的发生。
关于封堵“高考移民”究竟是对是错的争论还在继续。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差异还存在，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得不到提高，高考与上大学的决定性关系不改变，“高考移民”这一群体就不可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